小墨：俗话说：“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早晨。”早晨的时间很名贵。

早上是人一天精神最旺盛的时候,人经由一个晚上的休息后,大脑供氧富足,大脑这个时候的影象力是最好的!思维反映也够快,更助于牢固影象。念书真是好习惯，一定要坚持下去。

必也正名乎　　我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，明知其俗而不计划换一个，可是我对于人名实在是很是感应兴趣的。　　为人取名字是一种轻便的，小规模的缔造。旧时代的祖父，冬天两脚搁在脚炉上，吸着水烟，为新添的孙儿取名字，叫他什么他就是什么。

叫他光楣，他就得努力光大门楣；叫他祖荫，叫他承祖，他就得经常记起祖父；叫他荷生，他的命里就多了一点六月的池塘的颜色。除了小说里的人，很少有人是名副其实的（往往适得其反，名字代表一种需要，一种缺乏。穷人十有九个叫金贵，阿富，大有）。

可是无论如何，名字是与一小我私家的外貌品性打成一片，造成整个的印象的。因此取名是一种缔造。　　我喜欢替人取名字，虽然我还没有时机实行过。

似乎只有做怙恃的和乡下的塾师有这权利。除了他们，就数买丫头的老爷太太与舞女买办了。惋惜这些人通常搪塞塞责；因为有例可援，小孩该叫毛头，二毛头，三毛头，丫头该叫如意，舞女该叫曼娜。　　天主教的神爷与耶稣教的牧师也给受洗礼的婴儿取名字，（想必这是他们的职司中最有兴趣的一部门）可是他们永远跳不出乔治，玛丽，伊丽莎白的圈子。

我曾经收集过二三百个英国女子通用的芳名，恐怕全在这里了，纵有遗漏也不多。习俗相沿，不得不从那有限的民间传说与宗教史中选择名字，以致于随处遇见同名的人，那是何等厌烦的事！有个老笑话：一小我私家翻遍了圣经，想找一个体致些的名字。他自得扬扬告诉牧师，决议用一个从来没人用过的名字——撒旦（妖怪）。

　　追念到我们中国人，有整个的王云五大字典供我们搜寻两个适当的字来代表我们自己，有这么富厚的选择规模，而仍旧有人心甘情愿地叫秀珍，叫子静，似乎是不行原恕的了。　　适当的名字并纷歧定是新奇，渊雅，大方。

利益全在造成一种恰配身份的明晰的意境。我看报喜欢看分类广告与球赛，贷学金，小本贷金的名单，经常在那里找到许多现成的好名字。譬如说“柴凤英”，“茅以俭”，是否此中有人，呼之欲出？茅以俭的酸寒，自不必说，柴凤英不光是一个尺度的小家碧玉，好像另有一个通俗的故事在她的名字里蠢动着。

在不久的未来我希望我能够写篇小说，用柴凤英作主角。　　有人说，名字不外符号而已，没有多大意义。

在纸面上拥护这一说者颇多，可是他们自己也还是使用着经心结构的笔名。固然这不外是人之常情。

谁不愿意出众一点？纵然在理想化的未来世界里，公民全都像囚犯一般编上号码，除了号码之外没有其他的名字，每一个数目字还是脱不了它奇特的韵味。三和七是俊俏的，二就显得老实。

张恨水的《秦淮世家》里，淘气的女人叫小春，二春是她的朴讷的姊姊。《夜深沉》里又有忠厚的丁二和，谨愿的田二女人。　　符号运动虽不能彻底推行，不失为一种合理化的回声，因为中国人的名字实在是过于庞大，一下地就有乳名。

从前人的乳名颇为考究，并不像现在一般用“囝囝”“宝宝”来搪塞。乳名是大多数女人的唯一的名字，因为既不上学，就用不着堂皇的“学名”，而出嫁之后基础就失去了自我的存在，成为“张门李氏”了。关于女人的一切，都带点秘密性质，因此女人的乳名也不愿轻易告诉人。

在香奁诗词里我们可以看到，新婚的夫婿当着人唤出妻的小名，是被认为很唐突的，肯定要引起她的娇嗔。　　男孩的学名，恭楷写在开蒙的书卷上，以后做了官，就叫“官印”，只有君亲师可以召唤。他尚有一个较洒脱的“字”，供朋侪们与平辈的亲族使用。

他尚有一个备而不用的别名。至于别号，那更是漫无限制的了。买到一件自得的骨董，就换一个体号，把那骨董的名目嵌进去。

搬个家，又换个体号。捧一个女戏子，又换一个体号。原来，如果名字是代表一种心境，名字为什么不能随时随地随着幻化的心情而转移？　　《后代英雄传》里的安令郎有一位“东屋大奶奶”，一位“西屋大奶奶”。

他替东屋题了个匾叫“瓣香室”，西屋是“伴香室”。他自己署名“伴瓣主人”。安老爷瞥见了，大为不悦，认为有风花雪月玩物丧志的嫌疑。读到这一段，我们多数愤愤不平，以为旧家庭的专制，真是无孔不入，儿子取个无伤风雅的别号，父亲也要干预干与，况且这别号的命意充其量不外是浏览自己的妻子，更况且这两个妻子都是父亲给他娶的？然而从另一看法看来，我还是和安老爷表同情的。

多取别号究竟是近于无聊。　　我们若从事于基天职析，为什么一小我私家要有几个名字呢？因为一小我私家是多方面的。同是一小我私家，怙恃心目中的他与办公室西崽所见的他，就截然差别——职位差别，距离差别。

有人喜欢在四壁与天花板上镶满了镜子，时时刻刻从差别的角度端相他自己，百看不厌。多取名字，也是同样的自我的膨胀。　　像这一类的自我的膨胀，既于他人无碍，何妨用以自娱？虽然是一种精神上的浪费，我们中国人素来是倾向于美的糜费的。

　　可是如果我们希望外界对于我们的名字发生兴趣的话，那又是一回事了。也许我们以为一个读者看到我们最新的假名的时候，会说：“哦，公羊浣，他揭晓他的童贞作的时候用的是臧孙蝃虫柬的名字，在××杂志投稿的时候他叫冥蒂，又叫白泊，又叫目莲，樱渊也是他，有人说断黛也是他。在××报上他叫东方髦只。

编妇女刊物的时候他暂时女性化起来，更名蔺烟婵，又叫女姽。”任何大人物，要人家牢记这一切，尚且是希望过奢，况且是个文人？　　一小我私家，做他自己份内的事，获得他份内的一点注意。

不上十年八年，他做完他所要做的事了，或者做不动了，也就被忘怀了。社会的影象力不很强，那也是天经地义，谁也没有权利可诉苦……大家该记得而不记得的事正多着呢！　　我在学校念书的时候，与我同名的人有两个之多，也并没有人以为我们的名字滑稽或具有低级趣味。中国先生点名点到我，从来没有读过白字；外国先生读到“伍婉云”之类的名字每觉异常吃力，舌头好像卷起来打个蝴蝶结，念起我的名字却是立刻朗朗上口。这是很慈悲的事。

　　现在我开始感应我应当对我的名字发生不满了。为什么不另挑两个漂亮而深沉的字眼，纵然自己不能借得它的一点美与深沉，至少投起稿来不至于给读者一个恶劣的最初印象？好像有谁说过：文坛登龙术的第一步是取一个炜丽触目的名字。果真是“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”么？　　中国是文字国。

天子遇着不顺心的事便改元，希望明年的国运渐趋好转。原来是元武十二年的，改叫大庆元年，以往的不幸的日子就此告一竣事。

对于字眼儿的过份的信任，是我们的特征。　　中国的一切都是太好听，太顺口了。虽然，不中听，不中看，纷歧定就中用；可是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。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行耐的名字，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，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，从柴米油盐，肥皂，水与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。

　　话又说回来了。要做俗人，先从一个俗气的名字着手，依旧还是“字眼儿崇敬”。

也许我这些全是藉口而已。我之所以恋恋于我的名字，还是为了取名字的时候那一点回忆。十岁的时候，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，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，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，硬把我送去了。在填写入学证的时候，她一时犹豫着不知道填什么名字好。

我的小名叫瑛，张瑛两个字嗡嗡地不甚响亮。她支着头想了一会，说：“暂且把英文名字胡乱译两个字罢。”她一直计划替我改而没有改，到现在，我却不愿意改了。

　　（一九四四年一月）小墨留给大家最后的话：做一个快乐的人，对自己感应快乐，展现真实的自我，无论是对着镜子还是对着你的爱人。愿你我心中有爱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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